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左玮:“新来的领导要求必须报真实数据报完他不说话了”

小编

  “很多时候,是不得不造假。”当我问起是否参与“注水”过,来自不同城市、不同政府系统的基层干部们,不仅坦言“确实注水”,也纷纷大吐苦水。

  “即使再累,我每一项工作都留了痕、建了台账,就按照真实情况报了上去。”她说这话时,既有骄傲,也带着一种被反复捶打后的疲惫,“却老是被上级领导嫌弃数据不好看。”被退回,被要求“优化”。优化什么?优化数字。她懂,但她不改。“我可能永远留在基层升不上去,如果不是单位很多工作离了我没人愿意做了,估计我这种人早就被踢了吧。”她苦笑着,笑里全是自嘲。

  可一位新一线城市的中层领导私下跟我聊起这事时,却长叹一声:“你真觉得舞阳那个局长是坏人吗?疫情之后,层层加码的经济账变成了‘政治任务’,加上历年造假越堆越高的‘数字泡沫’——你现在让他如实上报,等于一夜回到解放前。换你,你敢吗?”很多人不敢。所以有些地方不得不搞出两本账:一套数据真实存档,自己心里有数;一套数据对外发布,专门对付上级考核。

  这条流水线是怎么运转的?深入了解后,我不禁感慨:如果说过去造假还只是基层“不得不造”以完成上级考核的被动应对,如今已经进化成了一套组织严密、分工明确、花样繁多的“产业式操作”。

  “调度数据”便是其中的典型。“调度”原本是一个企业管理术语,指协调资源、安排生产。在政府工作中,“调度”也是一个常用词,比如“经济运行调度”“项目调度”。但在数据造假的语境下,“调度”两个字就逐渐变味了——一些地方政府以“开会调度工作”为名,实际上是在会上分解造假任务、分配虚假指标、统一编造口径,直白一点就是“开会、编数、压人、造假”,众人拾柴火焰高地把数据“烧”上去。

  最典型的案例,莫过于曾任山东省威海市委书记的孙述涛。2024年6月,孙述涛被判处无期徒刑,他的落马关键罪状之一,就是授意并主导统计造假。孙述涛当时怎么干的?他安排按月考核完成情况,在威海全市发放排名表。每季度的经济调度会上,完不成“任务”的区县干部,他会点名批评。台下的基层干部听得懂领导的话里有话:批评表面是“工作没做完”,潜台词是“数据不好看”。要“又快又好看”?那就虚报。

  于是,压力从孙述涛传导到各部门,再传到区县,再到乡镇,最后压到企业。有些企业不想配合编数据——可能不是它们高尚,而是它们心里清楚:将来如果暴雷,第一个被推出去的就是自己。可有些相关部门不管你愿不愿意,直接“冒名上报”:以企业名义,登录统计系统,自己把数字填了。企业连知道都不知道,报表上就凭空多了一大笔“产值”。

  第一,在部分官员错误的政绩观里,“赛博繁荣”比真实落地更重要。一名受访干部告诉我:“在一些领导看来,数据考核就是政绩工具,指标越复杂、越细化、目标越高,越能体现自己干劲足、敢担当、做成了事。”结果呢?领导“盯着数据看”,基层就只能“编着数据演”。你盯着什么,我就应付什么——这是人之常情。

  第二,对比监管核实的成本之高,造假成本低得可怜。在机制上,统计报表阶段是明确要求佐证材料的。但很多上级部门在考核时,只看数字不核查的态度,客观上纵容甚至诱导了造假行为,为基层提供了可乘之机。“一个电话数据就报了,不需要任何核实。”同时,审计与统计监督在实操层面也确实困难重重。传统开票经济中,发票可能为真但背后交易为假,只看单不用溯源的传统统计方法难以识别水分,只有深入核查合同履约、物流链条和现场生产状况才能发现问题,但现实中既缺人手时间也无动力。

  可事情才过去不到几年,安徽凤阳又“旧病复发”——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统计数据再次失实。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25年的通报上白纸黑字写着:问责2个单位,处理党员干部3人,其中一人留党察看、政务撤职;全市10个地区(单位)上报固定资产投资数据不实的问题,也一并启动问责程序,12个单位、17名党员领导干部被问责。

  数据一旦“美颜”,便会失真误事,贻害不止朝夕,所有人都在承担缓慢又高昂的代价。

  最先腐蚀的,始终是毛细血管一般的基层。基层干部的时间,本来应该花在跑企业、访农户、解决实际问题上。现在呢?日复一日海量填表、精修数据、伪造台账,精力全在这儿耗掉了。三个部门跟你要同一组数字,一周开三场“调度会”分解造假指标这些时间,本该是用于服务群众的,就这么在一张张报表里、一次次“调度”里,无声无息地烂掉了——你觉得他们还有空闲去操心老百姓的菜篮子涨没涨价、孩子上学难不难办?

  面对数据造假这颗毒瘤,2025年以来,国家层面的动作明显提速升级,形成了前所未有的高压态势。

  国家级督察全面铺开。2025年5月7日至20日,经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,国家统计局统计督察组向山西、辽宁、江苏、浙江、海南、重庆、宁夏7个省(区、市)和科技部、市场监管总局、金融监管总局3个国务院部门反馈了常规统计督察意见。督察反馈直指“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还有短板,隐形和新型统计造假问题显现,干预统计工作现象仍有发生”——这是官方口径中最具分量的一次警钟。

  刚性制度陆续出台。2025年3月,国家统计局会同相关部委联合印发《关于建立健全防治统计造假刚性制度的实施方案》,强化追责问责纪法衔接。驻国家发改委纪检监察组进一步明确:对国家统计局立案调查的统计违法案件追责相关责任人,必须按干部管理权限将线索及时移送纪检监察机关,并按季度报送移送数量。“刚性”二字开始从文件走入现实。

  地区层面试点,从“速度迷恋”转向“质量优先”。四川在考核体系重构中走得最远,实施“亩均论英雄”改革,构建了涵盖创新驱动、协调平衡、绿色低碳、开放水平、共享发展等多维度的综合评价体系。保靖县则进一步在细化“含绿量”“含新量”“含金量”高质量发展维度上,大幅压减传统经济指标的权重。这或许是从源头上校准“指挥棒”方向之举。

  考核惯性依然盘踞。在宏观层面,“唯GDP论”的核心指标导向正在松动,但“排名靠前、数据好看”依然是地方政府最直观的“面子”。在一些县区,来自上级的“硬杠杠”取消之后,取而代之的评比亮晒机制仍然在潜移默化中推动着“面子数据”。如果领导错误政绩观下的“隐形指挥棒”的传导逻辑一成不变,统计数据就依然无法逃脱水分的侵袭。

  最后,基层的处境依然艰难。“一天三个部门要数,一周几场调度压指标”——干部的第一念头是“怎么编得合理”,而不是“是否应该核实”。这种心态下,问责根本无法落实。督查检查的劲儿一过,“填表报数种类繁多、多头重复报送”的日子照常回来,高压下的疲惫引发敷衍,敷衍催生出心照不宣的“默契造假共同体”。

  “以前这种事可能就是交给纪委内部解决,但现在以国家级媒体公布,频繁上热搜——这个信号是不一样的。”一位受访者笑着对我说。“有些事,不上称没有四两重,一上称千斤打不住。你懂我的意思。”